2026年10月22日，是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的日子。九十年，足够让一个婴儿变成耄耋老人，足够让一条河改几次道，可没有冲淡一个民族的记忆。可有一件事，时间越长越值得一讲再讲：长征，到底赢在哪里？
有人说赢在信念，有人说赢在意志，有人说赢在指挥，有人说赢在人民。这些回答都对。但还可以往深处问一句：信念一直在，意志也一直在，为什么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失败了、湘江一战损失过半？为什么同一支队伍、同一批人，1934年被打得只剩三万人，1936年却能三军会师、开创新局？
人没有换，枪没有换，换掉的是打法，更是拿主意的人。长征说到底，是一次“自己掌握自己命运”的艰难重生；一个民族的战略主权，就是在这样的血与火里，一寸一寸挣回来的。这个道理，我们叫它“战略主权”——把它系统写成一本书，就是即将出版的《战略主权论》。在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的日子里，让我们从头走一遍这条二万五千里的路。
长征的胜利，说到底是“自己掌握自己命运”的胜利。
图1 长征两年：从被动挨打到主动制胜（示意）
1934年10月，中央红军主力约八万六千人从江西瑞金出发。于都河边，老百姓往战士口袋里塞鸡蛋、塞草鞋。队伍里没有人知道要去哪里——连许多高级将领也不知道。兵工厂的设备、印钞的机器都驮上了，与其说是在行军，不如说是在搬家。一个组织连“出发”都选不了的时候，其实已经丢掉了主动权。
为什么待不下去了？第五次反“围剿”败了。为什么败？差别不在战场上，在“谁说了算”。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，对中国的农村一无所知，却拿到了红军的指挥权：敌人修碉堡步步为营，我们就针锋相对修碉堡；敌人搞“堡垒主义”，我们就搞“短促突击”——拿着步枪去拼阵地战，用对手最擅长的方式，打对手最希望的仗。那时的红军有四样东西不在自己手里：打法由教条定义，方向由外人拿主意，人马被钉死在碉堡之间，最后一点家底填进了壕沟。
代价在湘江边一次结清。1934年11月底，红军同国民党军血战五昼夜，八万六千人的队伍过江时只剩三万多。担任全军后卫的红三十四师被截断在东岸，师长陈树湘腹部中弹被俘，在敌人的担架上绞断自己的肠子，壮烈牺牲，年仅二十九岁。红三十四师，这支担任全军后卫的队伍，从此有了一个悲壮的名字：“绝命后卫师”。当地百姓说：“三年不饮湘江水，十年不食湘江鱼。”
这样的牺牲，很多是替别人的错误付出的——账，是最忠诚的人用命结的。血不会白流：湘江过后，全军看清了，不是红军不能打，是打法错了、拿主意的人错了。习近平总书记讲，长征路上“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”。这鲜血染出一条刻进骨子里的觉悟：中国人的事，得中国人自己拿主意。
替别人的错误流血，是最惨烈的忠诚；从血的教训里醒来，是最宝贵的觉醒。
湘江之后，博古、李德还要按老计划去湘西——而蒋介石的十几万重兵已在那里张好口袋。1934年12月12日，湖南通道，中央开紧急会议，被排除在军事决策圈外两年多的毛泽东提出一个石破天惊的建议：不去湘西，往西走，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。张闻天、王稼祥、周恩来支持了他，红军掉头入黔。这就是党史上有名的“通道转兵”。
请注意一个细节：毛泽东这时并没有最高指挥权，他改变的只是“议题”——让“去哪儿”第一次摆到桌面上重新讨论。主动权就是这么一点点拿回来的：先争说话的权利，再争拿主意的权利。接下来的黎平会议正式放弃湘西计划，猴场会议又规定作战方针须军委向政治局作报告——二十天里三级跳：先争发言权，再立决议，最后把权力装进制度的笼子。
1935年1月15日到17日，遵义老城一座两层小楼，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连开三个晚上：批评博古、李德的错误指挥，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，会后成立毛泽东、周恩来、王稼祥三人军事指挥小组。此后还有一幕常被提起：苟坝会议上，多数人主张打鼓新场，毛泽东一人反对无效，半夜提着马灯走了几里山路找到周恩来，把命令拦了下来——天亮再议，果然不打。拿主意，有时就要有提着马灯走夜路的担当。遵义会议在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，在最危急的关头，挽救了党，挽救了红军，挽救了中国革命。
用今天的话再往深里说一层：遵义会议其实就定了一件事——中国的事情，要由中国人自己来办。要知道，当时我们党还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，重大问题历来要听“远方”指示；而会议召开时，恰好同共产国际的电讯断了。被迫的失联，成全了彻底的自主。三年后，共产国际召开七大，明确支持毛泽东在中国党内的领导地位——自己立的权，最终也得到了“远方”的承认。习近平总书记把长征称作“检验真理的伟大远征”，检验出来的最大的真理，就是这个“独立自主”。用战略主权论的说法，这一步叫“确权”——把中国革命拿主意的权利，重新确认到中国共产党人自己手里。
遵义会议说到底就一件事：中国的事情，要由中国人自己来办。
换了打法，第一道题就答错了。1935年1月28日土城战役，情报说川军是四个团，打起来才发现是六个团一万多人。眼看要输，怎么办？撤。1月29日凌晨一渡赤水——从发现失误到全军脱离接触，不到二十四小时，没有为了新指挥者的面子把错仗打到底。接着扎西整编，扔掉坛坛罐罐，精简机关充实连队：红军这才从“搬家”变回了“打仗”。认错的速度，就是一支队伍的清醒程度。
2月中下旬，红军二渡赤水，回师黔北：强攻娄山关，再占遵义，五天里击溃和歼灭敌人两个师又八个团——长征以来第一个大胜仗。站在娄山关上，毛泽东写下“雄关漫道真如铁，而今迈步从头越”。关还是那座关，队伍还是那支队伍，变的不是兵，是拿主意的人，和拿主意的规矩。
3月，红军三渡赤水，在茅台镇三渡赤水，大张旗鼓摆出北渡长江的架势，蒋介石急忙把重兵往川南调；敌人的主力一动，红军立刻掉头四渡赤水，南渡乌江，兵锋直逼贵阳。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急电滇军“救驾”——这正是毛泽东等的：“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，就是胜利。”红军趁势西进，直插金沙江。几十万敌军被三万红军牵着鼻子，在崇山峻岭里来回奔波，疲于奔命。等蒋介石明白过来，红军早已跳出包围圈，绝尘而去。
四渡赤水的妙处，不在“渡了四次”，在拍子的易手：红军从此不按敌人的拍子走，让敌人按自己的拍子跑。毛泽东后来把这套打法讲成八个字：“你打你的，我打我的。”后来人们提起这一仗，常用四个字——“得意之笔”。做企业的人，多少尝过“跟着对手的节奏跳舞”的苦：对手降价就降价，对手上新就上新。赤水河教给今天的，不是花招，是拍子。
你打你的，我打我的——先把拍子拿回来，再谈输赢。
5月3日到9日，皎平渡上，两万多人靠七只小船渡了七天七夜，成建制地脱身，几乎没打一枪——想想一年前的湘江，两条河之间，隔的是一整段“换了打法”的路。过江后，先遣司令刘伯承同彝族首领小叶丹在彝海边歃血为盟，红军平安穿过百里彝区——人心，从来都是最大的通行证。
安顺场的水太急，架不了桥，当地船工站了出来。5月25日，十七名勇士靠一条小船强渡大渡河；可一条船渡不了几万大军，军委下令夺泸定桥。红四团一天一夜狂奔二百四十里山路，5月29日凌晨赶到桥头——桥板已被抽掉，只剩十三根光溜溜的铁索，对岸机枪封得死死的。二十二名勇士——每人一把大刀、一支短枪、几颗手榴弹——攀着铁索，穿过火墙，冲进了泸定城。直到今天，他们中的一些人连名字都没有留下。七十二年前，石达开在同一条河边失去了时间，于是失去了一切；七十二年后，红军抢回了时间，于是抢回了一切。
时间不等人；该快的时候，就要快得让对手反应不过来。
1935年6月翻夹金山——海拔四千多米，终年积雪，当地人说连鸟也难飞过，红军穿着单衣草鞋翻过去了；8月过松潘草地，茫茫沼泽，不见人烟。雪山上，穿单衣的战士坐下来歇口气，就再没站起来；草地里，一脚踩错就往下陷，青稞面吃完吃野菜，野菜吃完煮皮带。一位管棉衣的军需处长，把棉衣一件件发给战士，自己一件没留，冻僵在风雪里——权力的最高用法，是分给别人。草地上，战士临终前把写着名字的布条交给战友：“到了陕北，替我报个到。”
队伍凭什么不散？湖南汝城沙洲村，三位女红军临走时把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留给老乡徐解秀——什么是共产党？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，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。靠心里那团火，靠身边的党支部，靠“不拿群众一针一线”练成的本能。多年以后，邓小平用三个字概括自己的长征：“跟着走。”三个字里，是对方向、对领路人的全部信任。课文《金色的鱼钩》里，老班长用缝衣针弯成鱼钩，钓鱼给病号吃，自己嚼草根和鱼骨——那枚长满红锈的鱼钩，今天还躺在博物馆里。
粮食会吃完，棉衣会穿破，人心齐这个本钱，谁也拿不走。
1935年6月懋功会师，两军十万多人，本是力量空前壮大的时刻，却带来一场对“听谁的”的严峻考验。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自恃兵多枪多，同中央讨价还价：中央定的是北上——出陕甘、接近抗日前线；他主张南下——退到川康边，越走越窄。往深里看，这是规矩之争：这支军队，听党中央的，还是听兵力最多的那个人的？
化解危机，党中央靠的是两样东西：程序的正当——北上方针是两河口会议集体定的，俄界会议以组织决议批评错误；人心的坚守——朱德、刘伯承身处张国焘控制区域，处境危险，始终守住党性。朱德后来讲：“天下红军是一家。”过草地，两军混编分路北上，右路军出草地后打了包座一仗，打开了进入甘南的通道。南下的部队苦战几个月，八万人减到四万，事实最终教育了大家：南下没有出路。1936年7月，红四方面军重新北上。1938年，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总结这场教训，完整提出“四个服从”：个人服从组织，少数服从多数，下级服从上级，全党服从中央。
分裂的人可以把队伍带走一时，带不走规律；南下路的尽头，只能是北上路的起点。
1935年9月，哈达铺，毛泽东在缴获的《大公报》上读到陕北的消息：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，还有一块成规模的根据地。10月19日到吴起镇，红军设伏击溃追兵骑兵三个团，切掉了“尾巴”——“谁敢横刀立马？唯我彭大将军。”1936年10月9日，红四方面军同红一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；10月22日，红二方面军到达将台堡。一个月后，红军在山城堡又打了一仗，歼敌一个多旅，这是长征的最后一仗，也是国内和平实现前的最后一仗。三个方面军的战士抱在一起，又笑又哭——出发时近三十万人的队伍，会师时约三万人，可这三万人，是打不散、拖不垮的种子。
把出发和会师摆在一起看：出发时，方向别人定，路线被对手算准，全军不知道去哪儿；会师时，方向自己选——北上抗日，落脚自己定——陕甘宁，拍子自己打，故事自己讲。用我们的话说，这一步叫“立权”——四样权利一样一样立在自己的地盘上，也立在人心上。这年12月，毛泽东写下名言：“长征是宣言书，长征是宣传队，长征是播种机。”
故事还要讲给世界听。1936年6月，美国记者埃德加·斯诺走进陕北的窑洞，同毛泽东一连谈了十几个夜晚——一个外国人，成了长征故事的记录者。一年后《红星照耀中国》出版，长征第一次被完整地告诉世界——书一上市就轰动西方，许多中国青年读着它，千里迢迢奔赴延安。国民党的报纸曾把红军说成“流窜的残匪”——谁来讲长征，是最后一仗。一个民族的事，三分靠干，七分还要靠讲。
有了落脚点，就有了出发点；有了自己的讲述，就有了世界的倾听。
二万五千里走完，可以做个总结了。长征如果只用一句话概括，是一条从“说了不算”到“说了算”的路。留给今天的，是三句大白话。
第一句：自己的事，自己拿主意——办法可以请人帮着出，主意必须自己拿；请别人拿主意，湘江边已经付过学费了。第二句：错了就改，改了就好——土城看错了情报，二十四小时内全军转向，纠错的速度，就是一支队伍的清醒程度。第三句：人心是最大的本钱——权利最后立在士兵的心里、百姓的心里；枪杆子打出的地盘，还要靠“半条被子”去守住。
用这三句话再读习近平总书记讲的“四个伟大远征”，就更明白了：理想信念的远征、检验真理的远征、唤醒民众的远征、开创新局的远征，归根到底是一个——把命运握在自己手里，并且握得住。办企业、做事业，道理是相通的。
图2 四样权利的失与得：丢了—争回来—用活了—立住了
讲完九十年前，再看看眼前。今天这场仗的味道，中国人一闻就熟悉。从2018年起，美国对中国挑起经贸摩擦、实施科技封锁打压，关税一轮接一轮，禁令一道接一道，把华为等一批中国高科技企业列入“实体清单”——几年下来，被列入清单的中国企业、高校和机构数以千计。手法是新的，逻辑是老的：围追堵截，不许你走自己的路。可几轮交手下来，极限施压没有压垮中国经济，倒逼出来的，是科技自立自强的加速。
2019年5月，华为被断供，很多人都说，那是华为的“湘江”。但华为没有垮——“备胎”一夜转正，千千万万工程师连夜改道，因为这家公司提前十几年就想明白：命脉，不能攥在别人手里。接下来的打法越看越眼熟：你想在制程上困死我，我就从系统、从架构、从应用里找出路。2023年，自研芯片回来了——新手机上市，一机难求；国产操作系统立住了，国产大模型一个跟一个冒出来，各行各业掀起“人工智能+”的热潮。当年在赤水河上，红军把几十万追兵拖得晕头转向；今天在科技的江河上，还是那个办法——你封锁你的，我突破我的。
再看“谁说了算”。当年的遵义会议让这支队伍有了主心骨；今天这场新长征，同样有主心骨：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，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。习近平总书记把话说得很明白：“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、买不来、讨不来的。”“卡脖子”的清单，就是科研攻关的清单；被封锁的领域，就是要会师的方向。从“两弹一星”到载人航天，从超级计算机到北斗组网，这条线一直没断：中国人的事，终究要中国人自己拿主意。
下一个娄山关，其实已经能看见了，就是人工智能。谁握住它，谁就给未来的产业、国防和话语权装上发动机。战略主权就是生存权，就是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——在人工智能时代，这是最不能放弃的权利。对人工智能这项技术本身，同样要握住战略主权：底层的算力和框架要自己掌握，演进的方向要自己定义，规则的制定要坐下来谈，也必须有中国的声音。
当然，这场科技长征还没有到“会宁”，关山重重，对此要有清醒的准备。好在我们手里还有最厚的粮草——十四亿人的超大市场：科技是突破口，消费是大后方。方向已经看清了：把科技的命脉攥在自己手里，把发展的主动权攥在自己手里。自己拿主意，不是关起门来——长征路上还讲统一战线呢；自主创新与开放合作并行，对话的渠道留着，合作的大门开着，只是钥匙要挂在自己腰上。用我们的话说，何况今天的中国手里，还有全球最完整的产业链、最庞大的工程师队伍。这就是战略主权：它已经不只是纸上的概念，而是一代人脚下正在走的路。
九十年前，红军用脚走出一条活路；今天，中国人要用手里的技术走出一条自立自强的路。新长征，一样要走到自己的会宁。
战场上，中国军人早用四渡赤水告诉世界什么叫东方智慧；可课堂上，中国企业家书架上的战略课本，几十年都是舶来的框架。深维度战略咨询在一线做了二十多年，越发看清一件事：西方的战略理论回答不了中国的问题——不是不对，是土壤不一样。《战略主权论》想做的，就是把这套方法写出来。什么叫战略主权？说白了，就是自己的命运自己作主：讲清自己是谁、为谁而战，是定义的权利；路怎么走自己拿主意，是决定的权利；人马和家当自己调配，是使用的权利；果实归谁、心气归谁，是分配的权利。这本书，是替中国企业家写的——战争年代，中国军人用枪杆子赢回了战略主权；建设年代，中国的企业家要在市场上一寸一寸守住它、用好它。战场上赢过来的东西，不该在课堂上缺席；也想借船出海，讲给世界听：让中国的战略思想有自己的名字、自己的话语。
长征是一本大书，《战略主权论》是它在今天的续写——写给中国企业家，也借船出海，写给世界。
1935年10月，红军到了陕北，毛泽东写下《七律·长征》：“红军不怕远征难，万水千山只等闲。”五十六个字，写尽了二万五千里。
习近平总书记把伟大长征精神概括为：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，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，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；就是为了救国救民，不怕任何艰难险阻，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；就是坚持独立自主、实事求是，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；就是顾全大局、严守纪律、紧密团结的精神；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，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、患难与共、艰苦奋斗的精神。九十年后，我们为什么还要一遍一遍讲长征？因为它回答的是一个永远有人会问的问题：一个组织、一个民族、一个人，在最难的时候凭什么不散？长征的答案是：凭把命运攥在自己手里——主意自己拿，错了自己改，人心自己聚。
2016年10月21日，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讲：“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，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。”新长征路上没有雪山草地，但有科技封锁的“娄山关”、产业竞争的“赤水河”。九十年，一条红飘带，从于都河飘到会宁，又从会宁飘进今天。走好自己这段路，把属于自己的命运，牢牢握在自己手里。
长征永远在路上。命运，永远要握在自己手里。
方明，深维度战略咨询董事长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。长期致力于战略主权研究与企业战略咨询实践，提出“战略主权论”“战略整体战”“战略创品飞轮”等原创战略概念，构建“深维矩阵”“五环操作法”等方法框架，2020年2月于核心媒体发表《极限形势下的大考与选择——2020来自战略定位咨询师的一封信》，在疫情至暗时刻坚定看多中国国运。著有《百亿酒业进化论》，《战略主权论》专著即将出版。
